殷智贤：时代已经发展到今天，我们可能还需要去关注一点，就是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麻国庆：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方式在西方人看来是很奇怪的。比方说一谈麦当劳、寿司这些东西，就是国际化、全球化的概念，但是麦当劳进入中国社会以后，中国人把麦当劳看成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年轻男女一坐四五个小时，把西方的快餐概念变化了，中国人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婚姻是社会所认可的男女性结合的形式，是建立家庭的基础。由于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点，婚姻的类型也显得非常多样化。当然，不管何种婚姻习俗都需要考虑人口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这一生物学的现象。作为具体婚姻形式，一为单偶婚（monogamy），一为多偶婚（polygamy），前者的婚姻形式即为一般的一夫一妻制，后者为一妻多夫或者为一夫多妻。
美国人类学家默多克曾作过一项抽样调查，美国学者默多克对所搜集的当代238个社会婚姻形式的分析，发现流行一夫多妻制的占 193例，一妻多夫制只有2例，单偶婚制有43例。在这个统计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流行一夫多妻制的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实行单偶婚的仍占相当比例。
殷智贤：两个人相处的方式和他所生存的环境有莫大的关系，今天我们说中国的城市生活正在向西方的城市生活靠近，所以中国的两性关系的形态也在向西方的形态靠近，像张扬说的可能走得更超前。中国人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吗？
麻国庆：不一定算重蹈覆辙。首先西方的概念也不像我们想象的两性关系，非常自由的那种模式。我们现在城市中的部分追新族往往把西方电影中的超越于一般生活的模式，视为人家的实际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中国其实只在一小部分群体里面有所谓的追新，但是这种追求，只是在某一个时段发生的问题，也可能过了这个时段相对会逐渐的平衡。由于我们的社会现阶段在一定的人群确实出现了一种漂泊不定的性关系较为随意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某种机制较为浮躁的表现，这与大家刚才提到的婚姻的多样性是截然不同的，婚姻的多样性并非代表性关系的随意性，其实在这里有诸多的社会控制机制和文化规范在里面。
所以一个社会要延续，至少要有一个规范，如果你所处的文化里能接受你的行为，你就不会成为被社会所离散的人。如果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缺乏相对的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如过度的、无限制的两性关系就会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灾难，如艾滋病等。
我之所以强调规范，是从人类整体的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的。当然，如很多疾病的出现就是与文明同步的，它确实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幸和不安，但在这些不幸和不安的背后，历史也常常给人带来一些由疾病衍生出的浪漫故事。当结核病成为近代文明的代表性的病症时，很多著名的文学家笔下的爱情的故事赋予了结核以浪漫的话语，而与近代话语相对应的另外一个充满放荡色彩的病症就是梅毒。甚至当我们在近代的语境中思考这两种富有色彩的疾病时，或许我们能感受到来自上帝的隐喻—结核就像害羞的女人而梅毒就像具有野性的男性。而当代艾滋的出现，却是人类文明的又一负面的代表，但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男性与女性在这一病态中合一的隐喻。
最后，我想再补充两句。我们现在提到的两性关系特别是关于两性的生物性一面，随着无性生育如试管婴儿等新的生殖技术的出现，给我们今天的话题又增添了新的领域，这就是生命伦理的问题，以后的家居中会自然出现这种意义上的新人类，或许我们下次会有机会来专题讨论这一问题。
